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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盛顿到杭州,G20与世界的变与不变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6-09-02  浏览次数: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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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盛顿到杭州,G20与世界的变与不变



      从2008年的华盛顿峰会到即将举行的杭州峰会,二十国集团(G20)正由危机应对机制转向长效治理机制,尽管峰会议题每年都在变,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的决心与意愿从未改变。今年,G20杭州峰会将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向全球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主张”,引领世界经济迈向强劲、平衡且可持续的增长之路。

  顺应全球格局演变

  当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拖累世界经济一路下行,成为二十国集团举行峰会共克时艰的契机。G20峰会机制于2008年在华盛顿启动,“临危受命”拯救全球经济。如今,G20不拘泥于应对经济和金融领域的问题,更成为全球热点事件、难点问题的对话磋商平台,覆盖地缘政治摩擦、恐怖主义抬头、难民潮等议题。可以说,G20机制的形成,顺应了全球格局的演变,为传统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找到了利益交汇点,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国主导的治理体系的固有弊端。冷战结束后,美苏对立局面转变为美国成为唯一一个超级大国,全球格局呈现“一超多强”,即美国与其他的经济强国,形成“七国工业集团”(G7),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多极化发展的大趋势是不相适应的,尤其是与新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不相适应。

  1944年7月,西方主要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了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确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实行美元和黄金直接挂钩以及固定汇率制度,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金融秩序。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经历多次美元危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解体。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经济版图发生了重大变化,缺少了新兴经济体的配合,西方世界就不可能仅凭自身能力应对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肆虐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更充分暴露出当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金融体系的弊端。

  随着G20机制的日趋成熟,七国集团垄断国际事务的风向出现改变。随着全球化背景下“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国际经济力量发生了一些变化,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和主张在国际事务中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升话语权。

  在2009年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上,当时由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组成的“金砖四国”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扩大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权和话语权,这一立场受到各方瞩目。2009年匹兹堡峰会决议,发达国家将把部分配额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配额将从43%提高到48%。2010年在韩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与会代表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问题取得重大进展,欧盟国家将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的两个席位让给发展中国家。

  此次杭州峰会,在中国的努力下,第一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系统性行动计划。这呼应了国际社会对G20峰会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变的期盼。事实上,中国直接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所关注的与发展相关的议题,开启了广泛的全球性对话。在2016年中国承办G20峰会期间,二十国集团正越来越与发展中国家密切相关,而全球增长也将获得新的含义。

  政策成果惠及世界

  发展至今,二十国集团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危机应对与促进增长成为多届峰会重要议题。纵观十届峰会成果,不难发现,全球协力应对危机,不仅救市成功,还帮助世界经济在磕绊的复苏进程中屡屡化险为夷。

  在危急关头举行的华盛顿峰会上,与会各方制定了6项紧急措施,主要内容包括降息、出台经济刺激计划,以及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发挥积极作用。会议希望和鼓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在应对危机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基础设施和贸易融资领域引入新的贷款机制。各国监管当局在履行自身职责的同时,加强金融市场透明度及监管机制,确保所有金融市场、产品和参与者都受到相应监管或监督。

  在2009年的伦敦峰会上,为防范未来金融风险,G20加强了金融监管方面的实质措施,对银行、评级机构、对冲基金强化监管,打击避税天堂,限制银行高管薪酬。为打击逃税和洗钱,经合组织将公布不符合国际惯例的避税天堂名单,并对这些不合作地区实施制裁。此外,峰会首次提出监管主要的对冲基金,并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监察全球经济及金融系统。在国际金融机构扩充资源方面,本次峰会同意为IMF和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提供总额1.1万亿美元的资金,其中IMF资金规模由2500亿美元增至7500亿美元。

  2010年首尔峰会上,为应对当时愈演愈烈的“货币战”威胁,G20向着由市场决定的汇率体系迈进,避免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G20决定打造一个现代化的IMF,通过扩大活力充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来反映世界经济的变化。这些全面的配额和治理改革将提升IMF的合法性、可信度和效率。发达经济体,包括那些拥有储备货币的国家,将对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运动保持警惕。这些行动将有助于缓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资本流动过度波动的风险。

  在2011年法国戛纳峰会和2012年墨西哥洛斯卡洛斯峰会上,G20成员主要商讨应对欧债危机影响和欧元区问题。与会各方承诺,继续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通过促进《增长和就业行动计划》,就建立更为稳定和抗风险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全球经济治理达成重要共识,对应对欧债危机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

  G20峰会机制在初始五年,从应对危机和稳定世界经济的角度来说,较好地完成了使命。下一阶段,从应急模式转向危机预防模式和促进长效发展目标。

  在圣彼得堡、布里斯班、安塔利亚峰会上,G20成员们都将维持长期经济发展作为主要议题,从贸易、投资、中小企业、就业等领域建立机制,促进全球经济向着更为平衡方向发展。中国把“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列为本次杭州峰会重点议题,切中世界经济的“难点”与“痛点”。

  澳大利亚创新金融研究院院长郭生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G20杭州峰会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件大事。“现在可以说是世界经济的‘决战时期’。如果G20杭州峰会上各国能够达成共识,齐心协力,很可能在三到五年内扭转世界经济低迷态势,把贸易、创新、协调发展、绿色发展推升到更高层次水平上,”郭生祥说。

  中国持续贡献正能量

  从历届G20峰会来看,中国都积极参与,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主张,为峰会作出贡献。在这背后,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同时为其他经济体带来助推效应,成为G20机制和全球经济发展的稳定器。

  中国财长楼继伟表示,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延续了“低增长、大分化”的格局,离“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目标还有一定距离。经历年初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后市场趋于平缓,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交织,一些风险有长期化、常态化趋势。

  一个多月前,国际组织接连下调主要经济体增速预期,英国“脱欧”等变局又使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今年全球投资增速将下降10%到15%。

  种种经济逆风之下,中国保持政策定力,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有效改善市场预期,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经济走势稳中向好,为世界经济持续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中国公布了经济增长6.7%的上半年成绩单,再次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增长信心。

  2011年至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7.3%,同期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2.4%。“中国以占世界1/8的经济总量,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1/4的贡献,产生了较强的溢出效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已由6.5%上调至6.6%。“尽管经济转型和改革带来诸多挑战,但中国经济中长期前景是光明的。”IMF总裁拉加德道出看好中国经济的原因。

  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到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一方面承受动力转换的阵痛、结构调整的压力,另一方面以自身的努力和定力持续为世界经济作出贡献。

  放眼未来,中国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压舱石”。对于中国经济运行趋势,已有明确判断: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四个“没有变”给世界经济吃下“定心丸”。“G20峰会上,国际社会将重视来自中国的声音,我们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将更加突显。”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何冬妮说。

  中国在为全球经济贡献强大动能的同时,也在为世界贡献智慧。专家认为,中国的理念和模式不仅于自身经济发展有益,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印度尼西亚东盟南洋基金会主席班邦·苏尔约诺说,本次峰会上,除G20成员,中国还将邀请史上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会议讨论。发展中国家有望在会议上学习更多中国经济转型的经验,有利于自己的长远发展。

  杭州峰会成果可期

  与之前峰会相比,杭州峰会有望达成近30项主要成果,成为历届峰会中成果最丰富的一次。提振经济的各项务实成果更是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期待。

  自接任G20主席国以来,中国肩负着推进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重任,在加强宏观形势研判和政策协调的同时,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主导制订《杭州行动计划》。中国还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推动建立更加稳定和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还首次把绿色金融议题引入G20议程,创建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

  此外,杭州峰会还第一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订系统性行动计划。

  目前,各方已原则核准了G20创新增长蓝图及创新行动计划、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和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核准了G20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同意在华设立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支持加强G20贸易与投资机制建设,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聚焦发展议题和发展中国家需求,原则通过了G20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和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

此外,G20承诺将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全球总需求,并为中长期经济增长打下基础。各方通过了《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并鼓励私营部门投资基础设施。

  中方还首次在G20平台上提出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税收新秩序理念。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建立了实施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的包容性框架,并设立了治理实体。会议还鼓励各国和国际组织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税收能力建设。

  为应对保护主义,贸易部长会议发布了G20历史上首份贸易部长声明,同意加强区域贸易协定透明度,确保其与多边规则的一致性,批准了首份《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为加强全球投资政策协调做出历史性贡献。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卡恩对中国促进全球贸易增长和加强全球投资政策协调的做法表示赞赏,认为这是提振全球经济增长的正确方式。卡恩说,当前全球贸易正处于非常关键的时刻,面临很大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特别需要中国发挥领导力来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以更加务实和理性的方式应对贸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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